大家都在讲创新。
我觉得，出版业的创新取决于出版工作者的创新意识。尤其是编辑人员，在这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，能否站在改革的潮头，为大众提供创新的文化，是对我们严峻的检验。这是很难的，但我们只能强行军，跟上时代的步伐，否则就会落伍。
我有一种感觉，常常是一些年轻编辑，提出较好的创意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新知识、新技术懂得多。在新知识、新技术面前，不管老少，大家几乎在同一个水平线上，一个大学教授似乎比一个大学生接受网络知识更慢。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领导层中，开始设立“首席信息主管”和“首席知识主管”。靠知识和信息支撑的出版业，如果没有一套创新的机制，没有一班具有新知识、新技能的人才，就很难有新的突破。
我在从事经济图书编辑工作的过程中，常常为自己无法接受新的知识而苦恼。比如，我不懂英文，就无法看英文原版的西方经济学著作，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，因为我失去了亲自为中国读者选一些好作品的机会。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但借鉴西方市场经济是必不可少的。一个经济类图书的出版工作者，只靠着别人翻译过来的著作、译介过来的信息是晚了一拍的，充其量接触的是“半新不旧”的东西。而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学者，就比我强多了。
当然，创新不是空中楼阁，它是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的。有一点新知识，懂一些新技术，不一定就能做到出版创新。中国的读者有自己深厚的阅读传统和习惯，中国人的语言自有无穷的魅力和特色。我们常见一些作品让人无法读下去，貌似深奥，打定主意不让你看懂，也许是为了故弄玄虚，但有些则确实是因为作者和编辑者的功力有限所致。我想，越是有新意的东西，越应该让尽可能多的读者喜欢读，能读懂。朱光潜先生的《文艺心理学》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写成的，1936年在开明书店出版，今天来读，仍然有读优美散文的感受。60年代初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朱先生的《西方美学史》，仍然是一部优美的著作。朱先生有一次对正读他的《美学》但并不认识他的学生说：“这书不值得看。他的东西，都是从国外的美学理论那儿来的。你直接看几本西方美学史就行了。”他还告诉这位学生：“最好是英语原著，翻译的有偏差。”讲到这里，我似乎是跑题了。但我实在是想说明一个问题，朱先生的深厚功底使他的著作当时是最新的，今天也并不陈旧。他用祖国最美的语言写下了西方美学，然而他竟如此谦虚。如果把创新看成是搬进或模仿外国的东西，那显然是一种误解。出版创新离不开对祖国文化的积累，离不开对现实国情民情的认识，离不开一个爱国者纯朴的情怀，否则，创新是无源之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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